阳光一束
阳光一束
日本鬼子投降啦！拨开乌云见太阳。
歌声在华北大地上空荡扬，我学会的第一首歌就是唱解放区的天。“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，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。”
开学了，母亲给我缝了一个书包，父亲赶集给我买来石板和石笔。我上学学的第一课是“小朋友，拉拉手。”放学回家我兴高采烈地扑在母亲的怀抱，给母亲背诵课文。母亲喜笑颜开地说：“好孩子，好好学，将来当大官，挣大钱。”父亲听到了，高兴之余说：“当大官挣大钱就哪么容易？自己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。”母亲附和着说：“对，当了大官挣了大钱不为老百姓办事也不是好官。”父亲说：“那是贪官污吏！”母亲说：“我儿子不当贪官污吏。能挣钱养活爹娘就行了。”
时局不稳，解放区对过往行人查得很紧。学校组织了儿童团，我们每个人发了一把大刀，母亲给我的大刀把柄上系了一块红布，我出门就掂在手里，可神气啦！儿童团在村口轮班站岗，严查过往行人，没有路条的都不准放过，要带到学校交给老师，或交到村公所，查明身份才能放行。一天，我和存志在村西叉路口站岗，有行人从北边走过来，穿着一身黑衣服，东张西望，走路一摇一摆的，看样子不像过路的老百姓。我们手提大刀站在他面前问：“站住！干什么的？”那人一看是两个小孩，显出一副看不起人的样子，昂首挺胸地说：“过路的。怎么不让过去？”我指着他的鼻子说：“拿路条来！”“路条？”那人故装糊涂，说：“什么路条？我怎么没听说过！”我们大声地说：“没路条就不能过去！”那人见我们较真，便低下头笑眯眯地说：“小朋友，我有急事，让我过去吧？”我们把大刀往当路上一插，说：“不行！没路条就得跟我们到村公所去。”那人还想解释，我们不听，手提大刀一前一后把他押到学校交给了老师。后来听老师说那人是外地人，不知道解放区走路要路条。老师表扬了我们。
四五年以后基本上没有大的自然灾害，年年都有个好收成。解放区的人民都过上了好日子，压在父母亲心头的一大块心病是三姐被卖走后，五年没有音信。日子过得越好，父母亲越思念三姐。到吃饭的时侯一端饭碗母亲就说：“三妮能吃饱饭不能？”说罢就心酸地哧棱鼻子。父亲一听到母亲的话就不吭声了，一边埋头吃饭一边擦眼泪。那几年父母亲最关心的时局就是石家庄解放了没有？因为得知三姐被卖到了石家庄附近。
1947年11月12日，石家庄解放了。我们家听到消息的当天父母亲就商量着如何去找三姐。因为打听着全国还没解放，路上很不安全，找三姐起程的日子一拖再拖。春节刚过，父母亲再也等不下去了，决定走路到石家庄去找三姐。石家庄离家将近三百里地，父母亲发了愁。母亲要去，父亲说你是小脚走路不方便，还是我去吧！母亲说：“家里喂着牛，马上就开春种地，你一走不知道啥时侯回来，耽误了种地一家人吃什么？”
旧社会给母亲裹就的三寸金莲，一步迈不到一尺，要一步一步地走三百里路，路程的艰难可想而知。母亲思念女儿的心促使她不顾一切地上路了，到三百里外的石家庄去找三姐。母亲一走三个多月没有音信，是找到了三姐还是没有找到？愁得父亲吃不下饭，睡不好觉，在地里干活都不住地向西边路上瞅，企盼着母亲找到三姐早点回家。麦子吐穗的时侯，太阳离西山还有一杆子高，微风中金光把绿油油的麦田照得碧波荡漾。父亲正准备做晚饭，忽听得有人在街边喊我的名字，说我娘回来了，在村西的路上。我一听拼命地往村西跑，出村后只见远远的小路上有一个黑点在挪动，母亲手里拄一根木棍，腰弯成了九十度，一步迈不出三寸。母亲看到我和父亲来接她，扑嗵！墩坐在地上，眼泪哗地淌了出来。可她却笑了，从心窝里发出声音说：“三妮找到了！”我和父亲搀着母亲回到家，母亲脱着满是鲜血的袜子，没叫一句疼。那天我发现父母的脸都乐开了花。
全国解放了，三姐探亲回到阔别六年的老家，我们家整日里欢声笑语，两岁的妹妹不谙事因，跟着大人乐得合不拢嘴。
王义寨村太小，上学的学生不足一个班，县教育部门将王义寨小学和纸房小学合并，由我们村贾振合老师任教。纸房村离王义寨村二里多地，中间有座寺庙，叫圆召寺，庙前有姑子庵。听老人说原先庙的烟火很盛，民国以后将圆召寺改为一座学校。据说，寺上学校的校长李同绍是共产党员，经常给进步青年灌输先进的思想，在抗日初期学校里走出很多热血青年奔赴抗日的最前线。日本鬼子视王义寨圆召寺学校为眼中钉，取缔了学校。庙宇很快就破烂不堪，佛像都横七竖八地躺在庙宇的四周，姑子庵成了一堆废墟，慢慢地变成了一个土疙瘩。
纸房小学座落在吴家一个财主家的大院内，教室里用砖垒成垛，上边横摆上一尺宽的木板，就是我们上课的课桌。对面的墙上是用锅底灰掺上水胶刷成的黑板，院子就是学生活动的操场。王义寨村一帮不满十岁的学生到冬天顶着刺骨的北风去上学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最冷的时侯，我们走路都是倒着走。就这样走到学校每个人都顶着一头白霜，脸上撅着通红的鼻子。当时条件是艰苦，但穷人的孩子能上学了，而且还不要钱，都感到无比的幸福，心里特自豪。
阳光灿烂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，学校和村里都成立了秧歌队，我们在学校学习打花鞭扭秧歌，回到村就腰系红绸布，头扎白毛巾和乡亲们一起扭秧歌打花鞭。我们打的花鞭是麻杆做成的，麻杆用花布条缠住，两头捆上用麻染成的红缨，再绑上小铃铛，唰唰！爽爽！打起来有节奏的特好听。唱的最多的歌是：“睁开眼儿开开门儿，现在的社会变成新儿……”中国开辟了新纪元，从此人民当家作主。“东方红，太阳升，中国出了个毛泽东。”“共产党，像太阳，照到哪里哪里亮。”从城市到农村，从工厂到田野，到处是歌唱胜利的歌声，到处是欢声笑语。
2007-12-5完稿
五 小妹之死
我有个漂亮的妹妹叫印缺，都喊她缺子，比我小六岁。因为我们的岁数差不多，所以对他的童年印象不深。只知道她是一个不爱言谈、听话、腼腆的小妹妹，和人说话总是爱笑眯眯地看着你的脸，梳着俩只抓纽小辫，走起路来拃挲着小手像蝴蝶飞舞在花丛中。
父母亲干活都很忙，叫我看着他，我们两个没吵过嘴，更别说打架。
我记得一九四九年的夏天，地里的秋庄稼都长到膊腿盖高，村边的枣树如烟，像手指头肚大的青枣一串一串的宛如翡翠手链，把枣树枝缀得恭恭敬敬地低着头。我起早上学走了，妹妹在被窝里瞪着羡慕的目光送我出门，好似在说我也要上学。当我迎着五颜六色的晚霞回到家的时侯，见小妹妹坐在院子的小板櫈上哭。我一看妹妹的脸上有伤痕，就火冒三丈，说：“是谁打你啦？我找他算账去！”妹妹见哥哥回来哭得更伤心，很委屈地说：“我在村后枣树行里玩，被狗咬啦！”
“是谁家的狗？我揍它去！”我说着就找棍子，母亲听到后从屋里走出来说：“不知道是谁家的狗，好像不是咱村的。”我手里掂着木棍问母亲：“那狗跑到哪里去了？”母亲说：“村里人说可能是疯狗，追到村北将狗乱棍打死，埋在地下啦。”
“啊！疯狗？”我曾听说过被疯狗咬着要死人的，惊傻了，呆呆地看着妹妹。母亲看出了我的表情，补充说：“我给你妹妹用胰子水洗了好几遍伤口，没事。”
妹妹的伤口第二天就结了痂，一切都和往常一样，妹妹的脸上又露出了甜美的笑容，见了人投去腼腆的一笑，两只小胳膊一拃裟，跳跃着双脚飞走了。
大约十多天以后，妹妹病倒了，高烧不退，吃了几副中药不见轻。母亲给她水喝，她不但不喝，还害怕得要命。我见妹妹病得可怜，就催父亲请当村的老美给妹妹扎针灸，因为我生了病都是请老美给扎针，他的医术可高明啦，一扎就好。父亲答应了，就是不见去请。因为父母亲都明白，狂犬病是不治之症。
母亲怕妹妹把狂犬病传染给我，将妹妹放到没人住的东院北屋，不让我到妹妹跟前去。当我知道妹妹的病情后，哭得很伤心。
妹妹死了。我记得是一个风雨交加的中午，我正和母亲吃饭，父亲眼泪汪汪地从东院回来，向母亲摆摆手，扭回头走了出去。母亲撂下饭碗，噔噔噔！扭着小脚去了东院，很快东院就传来了母亲嚎淘的哭声。风刮得更大，把母亲的哭声送到村里的家家户户。雨下得更猛，好似是把全村人的眼泪集中起来都倾泻到我们家的院里。父亲站在门楼下，喊来东邻家双泽哥和南邻家现珂哥。没有棺材，母亲只给妹妹换了一套新衣服，用一领席裹起来，放在门板上，两位哥哥把妹妹抬到村西北乱草岗子上埋了。
我恨狗！是它夺去了我妹妹的性命。现在养狗的人家越来越多，且不按规定饲养，狗屎到处拉，野狗到处跑，狗咬伤人的案件频发，狂犬病逐年剧增，已成为我国三十七种法定传染病报告病死数之首，截至10月底，2007年全国共报告狂犬病病例2717例，我国狂犬病发病数仅次于印度，居全球第二。然而，这种危及国人性命的狗患并没有引起各级政府的重视。有时我早上晨练被一群狗围住，哪吠声之凶叫我毛骨悚然。当时我突发奇想：如果政府无力制止狗患，能不能拨出专款给市民每人发一根打狗棒，以壮胆！
2007-12-6完稿
